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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马迁编写史记（司马迁写成史记的原因）

百科 5个月前 (02-05) 8 0

大家好，关于司马迁写史记很多朋友都还不太明白，不过没关系，因为今天小编就来为大家分享关于司马迁写史记的原因的知识点，相信应该可以解决大家的一些困惑和问题，如果碰巧可以解决您的问题，还望关注下本站哦，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！

司马迁写《史记》时经历了什么？他是如何写出来的？

司马迁为创作《史记》经历了失父之痛、宫刑创伤，是在忍辱含垢中完成《史记》编篡的。

失父之痛

司马迁的父亲曾任太史令，他把修史作为自己神圣的使命，可惜壮志未酬而与世长辞。公元前110年，汉武帝前往泰山举行封禅大典，司马谈因病滞留洛阳，无法参加。这时，刚刚出使西南返回的司马迁匆匆赶到洛阳，接受了父亲的临终嘱托。司马谈固然对于无缘参加封禅大典而无比遗憾，更使他报恨终生的还是未能完成修订史书一事。

于是，他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，勉励他完成自己未竟的事业。《太史公自序》中记载，司马谈临终前拉著司马迁的手泣不成声，殷切地嘱托“余死，汝必为太史。为太史，无忘吾所欲论著矣。”司马迁俯首流涕，向父亲表示：“小子不敏，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，弗敢阙。”司马迁在与父亲生死诀别之际接受了修史的嘱托，修史的决心从此下定。

忍辱负重

司马谈去世三年后，司马迁继任太史令。公元前104年，他在参与制定太初历以后，就开始了《太史公书》亦即后来称为《史记》的写作。但是，事出意外，公元前98年，李陵战败投降匈奴，司马迁因向汉武帝解释事情原委而被捕入狱，并处以宫刑，在形体和精神上给他造成极大的创伤。出狱后，司马迁任中书令，他忍辱含垢，继续写作《史记》。至公元前91年，《汉书·司马迁传》中记载他在写给任安的信中称“仆窃不逊，近自托于无能之辞，网罗天下放失旧闻，考之行事，稽其成败兴坏之理，凡百三十篇。” 《史记》一书的写作至此已经基本完成，从公元前104年正式开始写作算起，前后经历了14年。

司马迁的人生遭遇是不幸的

他的命运是悲剧性的，他为众多悲剧人物立传，寄寓自己深切的同情。他赞扬弃小义、雪大耻，名垂后世的伍子胥，塑造出一位烈丈夫形象。他笔下的虞卿、范睢、蔡泽、魏豹、彭越等人，或在穷愁中著书立说，或历经磨难而愈加坚强，或身被刑戮而自负其材，欲有所用。所述这些苦难的经历都带有悲剧性，其中暗含了司马迁自己的人生感慨。

司马迁写史记的原因司马迁为什么写史记，为什么发奋写

一般认为,有两个原因：

一，为了歌颂汉王朝。司马谈在临死时，曾对司马迁说，作为一名史官，别忘了著书歌颂西汉的“明主贤君、忠臣死义之士”。司马迁自己也认为，对汉武帝的“盛德”和王侯将相大臣的功绩，作为史官如果不能记载、宣扬，是“罪莫大焉”。司马迁是西汉夏阳人(现陕西韩城县)。生于公元前145年，死于公元前87年左右。从小受过良好教育，20岁时曾漫游全国。后当官，虽只是一个小官郎中，但负责保卫、扈从皇帝，接近武帝机会比较多，并因此得到汉武帝赏识;以后接父亲司马谈的班，充当太史令。太史令在当时是一个中下级官吏，负责天文历法，掌管、整理国家的图书资料。官虽不大，作为一般士人，能有这个位子，已经相当满足了。正因此缘故，司马迁对汉武帝可以说是忠心耿耿，一心想通过拼命工作“亲媚于主上”。司马迁遭宫刑后，担任中书令，相当于今天的机要秘书，天天在皇帝身旁。可见与汉武帝的关系非同一般。司马迁以“古贤臣”要求自己，爱岗敬业，一直是“尊宠任职”。所以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说：“汉兴五世，隆在建元”。“建元”是汉武帝的年号。“隆在建元”就是说汉武帝的功德达到了西汉诸帝的最高峰。

二，为了宣扬儒家思想。《史记》全书130卷，上起传说中的黄帝，下达汉武帝之时，前后约三千年，共52万多字。司马迁于公元前104年开始写《史记》，花了十多年时间才完成。司马迁说，他之所以要写三千年的通史，主要是为了探讨历代统治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，“以拾遗补艺，成一家之言”。

艺，是指儒家经典。拾遗补艺，是指弥补儒家经典的不足之处。儒家经典发展到汉武帝时，数量庞大，内容烦琐，而且多半是一些抽象的原则，很难为一般人所吸收。司马迁感到，如能继承孔子著《春秋》的传统，撰写一部系统的通史，通过具体的历史事实，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，就能更好地宣扬儒家思想，而弥补已有经典的不足。这是“拾遗补艺”实质所在。在宣扬儒家思想上，《史记》确实成为前无古人，独具特色的“一家之言”。

司马迁写的史记有哪些书司马迁写的史记介绍

1、司马迁的《史记》有130篇，有十表、八书、十二本纪、三十世家、七十列传，共约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。

2、《史记》是二十四史之一，最初称为《太史公书》或《太史公记》、《太史记》，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，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，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，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。太初元年（前104年），司马迁开始了《太史公书》即后来被称为《史记》的史书创作。该著作前后经历了14年，才得以完成。

3、《史记》全书包括十二本纪（记历代帝王政绩）、三十世家（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、勋贵兴亡）、七十列传（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，主要叙人臣，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）、十表（大事年表）、八书（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、乐、音律、历法、天文、封禅、水利、财用）。《史记》共一百三十篇，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，比《淮南子》多三十九万五千余字，比《吕氏春秋》多二十八万八千余字。《史记》规模巨大，体系完备，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，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。

4、《史记》被列为“二十四史”之首，与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、《三国志》合称“前四史”，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。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“正史”所传承。《史记》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，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，被鲁迅誉为“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《离骚》”，有很高的文学价值。刘向等人认为此书“善序事理，辩而不华，质而不俚”。

司马迁写《史记》的主要内容

司马迁为什么写“史记”？

一是先父遗传，司马家世袭史官，司马迁有先天赋得的异秉，所谓英才天纵；二是后天习得，从小饱览了皇家史册或典藏。对别人是禁脔，对司马迁是必读书；另外他对名山大川的游览也是化作笔下锦绣的不可或缺的条件。古人所谓：山水者，大块之文章；文章者，案头之山水。三是李陵之祸之后，他生无可恋，唯有一杆秃笔，聊可疏解胸内积愤。用佛洛依德学说来解读，司马迁所有的欲望都升华为写作。无韵之离骚，史家之绝唱，就是这么诞生的。少了任何一个条件都会让这部煌煌巨著逊色。这也是司马迁之后，人间再无能与史记相媲美的煌煌大作。

《史记》作为中华文明的瑰宝，在史学和文学方面都堪称不朽的传世经典，其价值不可估量。论历史跨度、论内容的翔实丰富、论文采……迄今无出其右者。

能创作出这么一部皇皇巨著的人，自然也不同凡响。除了要具备渊博的学识，还得有过人的意志力。司马迁为什么动念写这样一部书？又是什么支撑着他完成了这项大“工程”？

研究《史记》、研究司马迁，有两篇文章是必须烂熟的：一个是《太史公自序》，一个是《报任安书》。司马迁的心路历程，在这两篇文章中表述得非常完整清楚。

仔细分析可以发现，两篇文章的内容有很多重叠之处：都提到了自己创作《史记》的初衷，都概述了自己的人生遭际，并且对《史记》做了大概的介绍。然而细观下来，会觉察到两者有显著的区别。

先说《太史公自序》。一上来，就是“先人有言”——全文多次提及“先人”二字，可见这个“先人”对司马迁影响之深。

“先人”指的是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。司马谈在汉武帝时任太史令一职。太史令是专司政府资料档案文件的官员，一天到晚接触的就是各种外面见不到的古籍史料。司马谈本人也是卓有成就的史学家，这就为司马迁走上史学研究道路提供了绝佳的条件和环境。

司马迁三十八岁时，接替其父成为新一任太史令，兼承家学及工作便利，博览古籍；再加上二十岁开始漫游全国的经历，使他已经有足够的积累来完成一部史书。于是，四十二岁那年，司马迁着手写作《史记》。

《太史公自序》中，他反复提及先父所言，表明自己的著述首先是为了完成其父之愿，传承祖业——这是他写作《史记》的第一个原因。

对于司马迁的写作动机，曾和他一起参与定律例的上大夫壶遂提出过质疑。壶遂认为，孔子作《春秋》是因为不被当时的掌权者赏识，不得已而为之；你司马迁如今“上遇明天子，下得守职，万事既具”，干嘛还要做这种事？

对此，司马迁的回应可以用一句话概括——这是我的职责！

司马迁再次引用他父亲的言论，历数以往各朝各代：伏羲时创作《易》的八卦，唐尧、虞舜的功绩由《尚书》《礼》《乐》记载，商汤、周武的隆盛见于《诗经》，对夏商周三代美德进行褒扬的是《春秋》。而我们汉朝建立以来，直至当今的圣明天子，顺天应人，威震六合，做臣子的，对此竭力颂扬，仍觉不够。贤能的士人不被任用，是君主的耻辱；圣主在上而其仁德未被记载传扬，则是史官的失职了。而我就担任过这个职务，如果废弃主上的明圣和盛德不记载，埋没了功臣世家和贤大夫的功业不记述，违背了祖先的教训——那我的罪过就大了！履行职责，恪尽本分——这是司马迁写作《史记》的第二个原因。

肯定有人会说：这不是在拍皇上的马屁吗？说实在的，就是这么回事儿。司马迁写《史记》是为了替汉武帝歌功颂德？当然不是！但在当时，他要把这件事做下去，首先就要找个立得住脚的理由。把自己写作的初衷定义为“颂扬今上的功绩”，这就堵住了那些质疑者的嘴。

这两条理由都中规中矩、冠冕堂皇，但都不是最重要的。读过《报任安书》才会知道，司马迁坚持完成《史记》，最根本的动力是——为了自己。

我十年前第一次背诵《报任安书》，到现在，这封信来来回回背过不下百遍。这篇文字的亮点实在太多：内容丰富、情节曲折、文采洋溢……正是这些吸引了我的注意力，使我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——作者的心情。

司马迁在这封书信中称自己为“刑余之人”“扫除之隶”“闺阁之臣”“刀锯之余”——可见，他心里的自卑。古代的各种酷刑，如车裂、菹醢等，固然令人发指；但相比起来，另一类更惨无人道，其中的代表就是司马迁所遭受的宫刑。

前一类刑罚只是把肉体上的痛苦放大到极致，然如黥刑、宫刑等，则是对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。前一类刑罚再痛苦，也持续不了太久，因为它是致命的，人一死痛苦也就随之而去；而像宫刑这样的，不会致死，而是让人在耻辱中苟延残喘，真正堕入“求生不得求死不能”的地狱。

《太史公自序》是为《史记》写的序言，措辞表意当然要规范谨慎；《报任安书》是给朋友写的信，自然更随意，可以在其中坦露心迹。

司马迁借这封信详细地回顾了自己人生中的这次重大变故，倾诉了心中的委屈和愤懑，甚至还有怨恨。他怨李陵不能守节而选择降敌——虽然承认他是个国士；他怨当自己遭难时，身边的朋友亲信没有一个站出来替他说话——虽然他将其归罪于自己平时不热衷于维护人际关系；他怨汉武帝曲解了自己的意思，施以重刑——虽然口头上说是自己没把话讲明白，导致圣上误会。自己无端蒙受这样的不白之冤，真是悔恨交加……

在这种心境下，说他含辛茹苦写《史记》是为了歌颂谁——鬼才信！

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对于“尊严”看得非常重，他们有一种源自身份的骄傲。而在司马迁所处的那个历史时期，宦官的地位是极低的，尤其是在士人眼中，根本不屑与之同列。

孔子到卫国，看见卫灵公和宦官雍渠同乘一车，马上离卫国而去；商鞅觐见秦孝公，是宦官景监引见的，赵良据此劝商鞅引退，因为觉得他进入仕途是借了宦官的力，很不光彩。那个时候宦官在士人心目中的形象便是如此不堪。

司马迁觉得，自己身居大夫之列，本就不该受刑；受刑也就罢了，偏偏受的是宫刑！这样的耻辱，使他终其一生都活在尊严被摧毁的痛苦中。

首先是来自外界的压力。《报任安书》中两次提及“为天下观笑”“为乡党所戮笑”——他在邻里乡人前再也抬不起头，任人指指戳戳。另一方面，在朝中，他也无颜再说话。

任安之前给他写信，建议他向朝廷推荐贤才。司马迁在这封回信中反复申明：像我现在这种情况，还有什么脸、什么资格再“推贤进士”呢！我这样的人在朝堂上说话，不是轻蔑朝廷，羞辱当朝的士人吗？如今的情况，无论我用什么言辞来美化自己、为自己分辩，也是徒劳，没有人会信，不过是自取其辱罢了。

一句“负下未易居，下流多谤议”，让人深切地感知到其处境的艰难。

其次是心里的纠结和自卑。他自陈，从先人开始，家里就是史官。而这个官职的地位，用他的话说，是“被主上玩弄，如乐工、戏子一般被畜养，被世俗所轻蔑的”。

本来已经是这样，再加上自身遭受如此不堪的刑罚，真是低到尘埃里去了。“士可杀不可辱”，这样被人轻视、践踏地活着，远不如一死痛快。然而他思来想去，又不能选这条路。

原因就是他认为自己已经错过了最佳的自杀时机。他觉得若要保全名节，就应该在受刑之前自我了断；若因为一时迟疑，拖到受刑之后再自杀，那便于事无补了。

再有，他自我评价，当目前为止庸庸碌碌、毫无建树，就这么死了，不但不能触动任何人，反会遭人耻笑。

那么把自己的冤屈表达出来，向世人申辩，又是否可行？

司马迁说，没用。道理很简单：“于俗不信”。既受了刑，便再也没有人相信他是清白的，此时再辩解，徒然自取其辱。

不能以死解脱，又不能将委屈宣泄出来求得他人同情；在朝为官不敢说话，又不能致仕退隐；在乡里抬不起头，连为父母上坟的脸面都没有；出门被人指指点点，在家自己愁肠百结。司马迁描述自己日常的状态就是心里总恍恍惚惚，若有所失，出了门不知道往哪儿去；一想到自己遭受这种耻辱，立刻汗流浃背，把衣服都湿透。这才真叫“求生不得求死不能”！

这种情况下，只有一个理由可以支撑他活下去——未竟的事业。他在两篇文章中历数了自古以来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各位先贤，称其为“倜傥非常之人”，其中包括周文王、孔子、屈原、左丘明、孙膑、吕不韦、李斯、韩信等。这些人都有过常人不堪忍受的遭遇，却仍做出了非凡的成就，这就是志向和意念的作用。

显然，司马迁将自己也列入其中，他希望能凭借一部旷世之作传名于后世，一雪前耻。这是他创作《史记》的第三个、也是最重要的原因！

细究《报任安书》中这句：“仆诚已著此书，藏之名山，传之其人，通邑大都，则仆偿前辱之责，虽万被戮，岂有悔哉！”会觉得其中有一种报仇的快感。

“偿前辱之责”（“责”同“债”）——这是要清算跟谁之间的债？而司马迁此时已被重新起用，任中书令之职，说明皇上已经原谅他了，为什么他又会想到“万被戮”呢？是谁、是什么会导致他有被杀一万次的危险？

这两个问题指向一个答案——他要报复，报复那个曲解了他的本意而用酷刑令其致残的暴君！虽然这样的做法一旦被发觉，可能会招致杀身之祸，但他心意已决——一定要做！而这个报复的手段就是完成《史记》，利用史官的特权让汉武帝在历史上留下永远的污点。这，是司马迁忍辱负重完成这部皇皇巨著的第四个动力。当然这样的文辞必定是隐晦的、不露声色的，但仍有迹可循。比如《史记·汲黯传》里就有“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”这样的语句。这就是在严厉批评汉武帝是个面慈心狠、贪婪纵欲之君。而汉武帝耗尽天下财力，穷兵黩武以满足一己权力欲望；滥杀大臣、残暴专断的恶行，也通过司马迁之笔留在了史书上。

此外，在《封禅书》一篇中，司马迁下笔毫不留情，对当时盛行的封禅求仙的荒唐风气进行了深刻批评，暗中讥刺汉武帝迷信而千方百计祈求不死药的无聊之举。

司马迁口口声声说写《史记》是为了宣扬当朝明君的英明圣德，使其不被埋没；而实际上，《史记》对汉武帝的各种过失毫无隐瞒包庇，整体来看，对其抑多褒少——尽管司马迁作为一名尽责的、有良知的史官，不会杜撰、歪曲事实，但面对这样一个毁了自己一生的“凶手”，他很难在取舍史料、撰写评议时不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倾向性。

可以说，司马迁成功了。这部千古奇书使得他的所有目的——传承祖业、尽责守职、洗冤雪耻、名耀后世——全部得以达成。他的人生通过《史记》得以逆转，由一个最卑下、最不堪的身份一跃而为世人仰望，跻身圣贤之列。

如此看来，是苦难和强烈的屈辱感成就了他。而寄托了他全部心血和期望的这部史书，以及其中蕴含的精神，亦遗泽于我们这些后世人。

汉武帝天汉三年（公元前98年），已潜心撰述《史记》七年之久的司马迁因替名将李陵败降匈奴的事辩白，触怒了汉武帝，惨遭宫刑，这是人生的奇耻大辱。从身体上说，“大质已亏缺”，失去了做人的尊严；从心态上说，与宦官为伍，被视为无行之人。因此活下来比死去更要痛苦百倍，在《报任安书》中，司马迁说：“居则忽忽若有所亡，出则不知其所往。每念斯耻，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。”但是，司马迁硬挺着活下来了，他忍辱含垢，发愤著书，耗尽毕生的才华和心血，为自己、为时代、为民族写出了《史记》这部超迈古人，凌驾百世的历史巨著。

司马迁忍辱著书的动力来源于哪里呢？这主要取决于他气势恢弘的人生观和悲壮浓烈的生死观。

以“立德、立功、立言”为核心的激进人生观

司马迁在《报任安书》中曾剖析自己在受宫刑以后所以隐忍苟活的原因：“恨私心有所不尽，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。”这句话直接脱胎于孔子的“君子疾末世而名不称焉”。他又曾用儒家非常激进的 “立德、立功、立言”来鼓励自己的好友挚伯陵勇于事功。好名，尤其好身后之名，追求所谓不朽，是很有价值的。庄子的等死生、齐万物、泯是非，自然是不好名的；佛教讲弃世出家，当然也不好名，但这种消极无为怎么能够作为人类主流思想推动社会进步呢？勇于事功的人生追求，可以提升人的精神境界。司马迁在《太史公自序》中引用父亲司马谈的话：“孝始于事亲，中于事君，终于立身。扬名于后世，以显父母，此孝之大者。”这种见解标志着司马迁在生与死的抉择中形成了以“三立”为核心的人生观，同时又将其升华为发愤著书说。司马迁身上有一种 “天降大任于斯人”的气概，“铁肩担道义，秉笔写春秋”。这种自信，既是司马迁的性格特点，也是他在《史记》中所描写的许多人物的共同特征。

三千年的历史长河，其间活跃的人物如鲤鱼跳龙门，什么人才可以有幸跳跃司马迁手中这只如椽大笔的龙门，青史留名呢？司马迁在《太史公自序》中表述他选人入传的标准：“扶义倜傥，不令己失时，立功名于天下，作七十列传。”如，他为商鞅立传的原因是：“鞅去卫适秦，能明其术，强霸孝公，后世尊其法”；在《刺客列传》中，司马迁歌颂刺客：“其事或成或不成，然其立意较然，不欺其志”；在《游侠列传》中歌颂游侠：“其言必信，其行必果，已诺必诚，不爱其躯，赴士之厄困，既已存亡死生矣，而不矜其能，羞伐其德”；在《货殖列传》中，司马迁第一次在正史中为地位低下的商人写传，歌颂了许多大商人为社会所作出的杰出贡献。班固在《汉书·司马迁传》中批评司马迁：“是非颇谬于圣人，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，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，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”，但我们却恰恰从班固的批评中看出司马迁迥异于常人的选人标准，以及《史记》中这种非同一般的个性色彩。

《史记》中所表现出的那种积极入世、勇于建功立业、豪情万丈的精神是极为可贵的。人类社会正是靠这种锐气和力量，才得以不断前进。

困厄逆境并不可惧，忍辱奋发方能成功

人的一生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，栽跟头、受挫折在所难免，在山穷水尽的时候，如何激励自己走出困境、柳暗花明呢？司马迁认为，人在困厄面前应该百折不挠，忍辱发奋，凤凰经历涅槃，方可获得新生。司马迁自己是这样做的，受宫刑对司马迁是奇耻大辱，他宁愿九死而不愿一生，但想到自己尚未完成父亲的遗愿， “草创未就，适会此祸，惜其不成，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”，于是他选择了一条更加艰辛的路——忍辱苟活，发奋著书。因为他有一颗没有被阉割，也永远阉割不了的心，身残处秽而灵魂高尚。他以历史上的周公、孔子、屈原、左丘明等伟大的人物为榜样，在打击中崛起，在困辱中奋进，“古者富贵而名磨灭，不可胜记，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。盖文王拘而演《周易》，仲尼厄而作《春秋》；屈原放逐，乃赋《离骚》；左丘失明，厥有《国语》；孙子膑脚，兵法修列；不韦迁蜀，世传《吕览》；韩非囚秦，《说难》、《孤愤》；《诗》三百篇，大底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。此人皆意有所郁结，不得通其道，故述往事，思来者”。司马迁并没有说大话，经过十多年的潜心著述，人类历史的光辉巨著《史记》终于完成。正因为受宫刑这种奇耻大辱，让司马迁擦亮了眼睛，洞察到封建统治者的残酷，他的思想升华了，境界提高了，表现在《史记》中对人、对事的看法更敏锐、更深刻、更理智了。

司马迁不仅自己在逆境中忍辱发奋，而且在《史记》中，他也表现出对这类人物的特别偏爱，极力褒扬那些不怕困难，百转千回的历史人物，如苏秦、越王勾践、范雎、季布。

《苏秦列传》写苏秦穷愁潦倒的时候，“妻不下纫，嫂不为炊，父母不与言”，苏秦用悬梁刺股的毅力发奋苦读，后来身佩六国相印，所有亲人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，苏秦感慨万千：“此一人之身，富贵则亲戚畏惮之，贫贱则轻易之，况众人乎？且使我有洛阳负郭田二顷，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？”很多人小富即安，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日子就泯灭了自己的进取之心，而一个有作为的人，不管面对什么样的屈辱，都毫不妥协气馁，越是被逼到绝境，越能触底反弹。

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，在中国妇孺皆知，蒲松龄称颂他：“苦心人，天不负，卧薪尝胆，三千越甲可吞吴”；范雎早年曾被魏齐所害，千辛万苦逃到秦国，几经奋斗，做了秦相，逼得魏齐自杀，报了深仇；韩信曾受胯下之辱，项羽的猛将季布曾屈身为奴……他们之所以忍辱含垢，目的就是为了将来有东山再起之时，为了更好地实现自己远大的人生抱负。

人生路漫漫，人们常说：“三贫三富不到老”，“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”，应当怎么面对逆境和挫折呢？是一蹶不振还是擦干眼泪奋然前行呢？司马迁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有章可循的光辉典范。“不平则鸣”、“穷而后工”，这既是对不幸者的宽慰，也符合“祸兮，福所伏”的辩证法则。司马迁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异常宝贵。

生当做人杰，死亦为鬼雄

孟子曾就生与死的问题谈过自己独到的见解：“生亦我所欲也，义亦我所欲也；二者不可得兼，舍生而取义者也。生亦我所欲，所欲有甚于生者，故不为苟得也；死亦我所恶，所恶有甚于死者，故患有所不辟也。”勇于面对，敢于担当，司马迁对生死问题的看法与孟子英雄所见略同。他认为：人在生死关头要慎于抉择，要死得重于泰山，万不可死得轻于鸿毛。司马迁由于惨遭宫刑，为此而痛不欲生，在生与死的十字路口，十分矛盾痛苦，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，他最终选择活下去，因为这里面蕴涵着一个有无意义、有无价值的问题。他说：“人固有一死，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，用之所趋异也。”司马迁只是一个小小的太史令，如果这时候他死了，“与蝼蚁何以异？”最终他也将沦为历史长河中的沧海一粟，有谁会记得一个被封建专制统治戕害的小生灵呢？而如果他选择活下来，虽然身心会倍受摧残，但司马迁坚信他的著作会千秋万代地传下去，一切都将大白于天下，千秋功罪留待后人评说。如果这样，即使被戮杀一万次，又有什么可后悔的呢？我们很庆幸司马迁做了这样的选择，不然，于中国的历史、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学等方方面面都将是一个空前的损失啊！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宣扬了一种壮烈的生死观，生要生得轰轰烈烈，死也要死得感天动地。

项羽兵败垓下时，他自觉“无颜见江东父老”而自刎乌江。李清照颂扬他的诗永远回响在历史的天宇：“生当做人杰，死亦为鬼雄。至今思项羽，不肯过江东。”项羽虽死，英名永存。

陈胜在生死关头的勇敢抉择让司马迁景仰。“今亡亦死，举大计亦死，等死，死国可乎？” “壮士不死则已，死即举大名耳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？”短短几句话，句句涉及生死的大问题。陈胜认为要死就要为国家大事而死，这样的死顶天立地。

蔺相如先是为了和氏璧，后又为了赵国的尊严，两次在强秦面前奋不顾身，司马迁对此无限敬佩。他说：“知死必勇，非死者难也，处死者难。方蔺相如引璧睨柱，及叱秦王左右，势不过诛。然士或怯懦而不敢发。相如一奋其气，威信敌国；退而让颇，名重泰山，其处智勇，可谓兼之矣。”这里整个谈的都是生死观的问题，蔺相如的“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”的话铮铮作响，坦荡无私。

《史记》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三千年历史大舞台上一个个鲜活的人和事，更是我们做人的典范。司马迁借历史这个大舞台，弹奏出了贯穿于《史记》的昂扬向上、永不言败、惊天动地、激烈悲壮的时代主旋律。《史记》极富阳刚之美，是一部男子汉的书，《史记》中的英雄人物群像身上体现出的是悲壮而不是悲哀，它永远不会让人颓废消沉，而是激发人热血沸腾，急进拼搏。我们现在经常在谈论对人的“三观”教育，司马迁的人生观、生死观、世界观就是绝好的教材，它可以使我们认识到如何体现生命最大的价值，使人生绽放出最灿烂的火花。司马迁的成就无疑是巨大的，然而他的精神尤其伟大，这种精神将会经天贯日，与日月同辉。

因为以前没人写过。！！！！！

司马迁写史记的故事

汉代史官司马迁从小受到父亲的影响喜爱历史，由于得罪汉武帝遭受了残酷的刑罚，但他没有忘记父亲的临终嘱托，忍辱负重，耗尽毕生心血，历时13年，完成辉煌巨作《史记》的故事。

司马迁的父亲是朝廷的史官，记载史事，编写史书，司马迁从小就深受其影响。文章开头就描述道：“司马迁出生在黄河岸边的龙门，从小看着波涛滚滚的黄河从龙门下呼啸而去，听着父老乡亲们讲述古代英雄的故事，心里十分激动。”由此可见，司马迁从小就生活在黄河岸边，他喝着黄河的水，听着一位位英雄人物荡气回肠的故事，感受着黄河的奔腾不息，心目中自然就有了英雄与伟人的神韵。同时，再加上父亲的影响，使得司马迁从小就与《史记》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司马迁父亲临终之时的嘱托场面写得很活：“司马谈临终之时，泪流满面地拉着儿子的手说：‘我死之后，朝廷会让你继任我的官职的，你千万不要忘记我生平想要完成的史书哇！相信学生在读完之后一定会记忆深刻，这也应该是司马迁深深铭记在心的。“泪流满面”是父亲穷尽一生之力未能完成史书的遗憾和不甘，“千万不要忘记”是父亲临终心愿未偿之时的嘱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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